《洪範明義》著者黄道周（明）[数量]2冊[書誌事項]刊本 ,明崇禎 ,明崇禎16年

版奚彪

1374-《洪範明義》著者黄道周（明）[数量]2冊[書誌事項]刊本 ,明崇禎 ,明崇禎16年[旧蔵者]昌平坂学問所



书名：《洪範明義》
刻印方式：手抄本
格式：PDF电子书
册数：2册
大小：24MB
页数：224页
年代：明崇禎16年[旧蔵者]昌平坂学問所
作者： 著者黄道周（明）[数量]2冊[書誌事項]刊本 ,明崇禎 ,

简介：

胡瑗（993—1059），字翼之，江蘇如皋人，世稱安定先生，北宋理學家。胡瑗和孫復、石介并稱“宋初三先生”，治學講究明體達用，昌明正學，是湖學的創始人，爲宋代理學導夫先路。《洪範口義》二卷，重在疏通經義，對於天人之際不做牽强附會的發揮，在關於《洪範》的注解中最爲平實。此次整理，以墨海金壺本爲底本，四庫全書本爲校本。

黄道周（1585—1646），字幼玄，號石齋，福建東山人，世稱石齋先生，明末易學家。其思想秉承朱熹道統，與晚明劉宗周并稱“二周”，是晚明理學的殿軍式人物。主要著作有《易象正》《三易洞璣》《易本象》等。《洪範明義》四卷，以宣説天人感應爲主，學理闡釋常常别出心裁。此次整理，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所藏崇禎十六年本爲底本，以鄭開極重訂本、四庫全書本爲校本。

胡瑗的經解著作今存《周易口義》與《洪範口義》。易學構成胡瑗思想的理論基礎，《洪範口義》則是由形上哲學推及政治哲學的代表。胡瑗曰：

（武王）問以天道，箕子陳述天地人之常經，聖王治國之大法，無出於《洪範》，故作《洪範》之篇。[3]


對《洪範》的這一確認是北宋後來諸大儒的共識，如王安石、蘇軾等。至南宋，朱熹仍然堅持胡瑗對《洪範》的肯定：

（《洪範》諸事）此是個大綱目，天下之事，其大者大概備於此矣。

這（指《洪範》）是治道最緊切處。[4]


《洪範》的結構與旨義很清晰。除了開頭交待《洪範》的緣起，主要是提出了治國理政的「洪範九疇」，即五行、敬用五事、農用八政、協用五紀、建用皇極、乂用三德、明用稽疑、念用庶徵、向用五福威用六極。然後就是「廣演九疇之義」。古人以「九」為極數，「九疇」以示全覆蓋，而居中的「五曰建用皇極」通常被認為是九疇的核心。胡瑗曰：

包括九疇，總兼萬事，未有不本於皇極而行也，故處於中焉。


不過，「洪範九疇」的政治哲學，如果分析其內在邏輯，卻首先宜將列於首位的「五行」與後面的八疇作兩部分看，前者是後者的前提；然後再論「建用皇極」恰是基於「五行」而經過二、三、四的漸次展開所達到的最終標準，其後的六、七、八、九則是五的應用。因為五行屬於自然，後面的八疇均屬於人事。人事本於自然而展開，這是胡瑗政治哲學的重要基礎。胡瑗釋「五行」：

五行者，聖人為國之大端，萬類之所祖出而冠於九疇，故曰初一曰五行。然而不言用者，蓋以五行斡二儀之氣，天所以生成萬物者也，豈聖人所用治國之物乎？故不言用。


此處，胡瑗不僅將五行所象徵的自然置於根本前提，更是標示「用」這個字以申明人對於自然必須持守的敬畏。《洪範》在總陳九疇之名時，除了五行外，其餘八疇從敬用、農用、協用、建用，到乂用、明用、念用、向用與威用，皆有「用」字。用的標示，指向的是人為，但五行不言用，因為自然世界自有它的生機，一切人為須依循自然的道理。

遵循自然之理是胡瑗政治哲學的首義。在闡釋《洪範》撰述的緣起時，胡瑗即緊扣箕子引用的鯀、禹父子治水故事而闡揚他的理論，以為鯀、禹父子治水的失敗與成功，根本原因就在鯀亂五行之道，而禹吸取教訓。這樣的理解當然不是什麼新義，但胡瑗將此歸於「五行之道」的「自然之理」，[5]卻是宋儒由經驗而上升為哲學的表徵。尤有意味的是，在引用治水故事而言循理之前，針對武王對箕子的感嘆「惟天陰騭下民，相協闕居」，胡瑗作了一段耐人尋味的闡釋：

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之命，又且相助合協其居，而使有常生之資。……既有短長之命，又定其貴賤之材，而且助合其居，使有恆產，則如懋稼以足食，勤蠶桑以有衣，使樂歲上可以供給父母，下可以畜妻子，凶年免於死亡，莫非天之佑而使然也。


這似乎在強調，人雖有短長之命、貴賤之材，但安居樂業卻是人人與生俱來的天賦權利。再聯繫到接著講的治水故事，則胡瑗的解釋不啻是單純強調循理，而且是在說，如果人民不能安居樂業，正是惡政人為的結果。因為即便是洪水橫流，也只有在鯀違背物理之常時，才足以真正成為災禍。換言之，胡瑗在強調政治必須遵循自然的同時，堵住了一切惡政將各種問題歸於客觀的藉口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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